但同一天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30年来，我国湿地自然保护区内湿地面积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总净减少面积8152.47平方公里，占全国湿地总净减少量的9%。
“虽然在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中湿地大幅减少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但仍然有面积占79%的保护区保护效果较差。”中科院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牛振国说。
中科院的研究成果显示，目前除河流湿地和人工湿地增加外，沼泽湿地、湖泊湿地和滨海湿地都在减少。全国91个国家级湿地保护区保护成效令人担忧，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中国湿地保护的真相到底如何？
“世界湿地日”到来之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曾先后走访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藏拉鲁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和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
湿地危机加剧，在上海，有东滩、西沙、九段沙三个主要湿地。
由于近年来长江输水、输沙减少，湿地补给泥沙量随之减少，而涨潮的动力增加，九段沙湿地被水侵浊情况明显，湿地“不长了”。
上世纪80年代末，西沙湿地曾遭到破坏。当地人砍掉了芦苇，最多时在湿地上开挖了360多个鱼塘。到上世纪90年代末，西沙湿地才慢慢退渔还滩。本报记者在这里采访时看到，这里正在进行生态修复。
东滩湿地是长江口规模最大、发育最完善的河口型潮汐滩涂湿地，也是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之一——“东亚-澳大利亚路线”重要的中途停歇点和越冬栖息地，被《湿地公约》秘书处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东滩湿地的管理较为严格，游客到东滩只能在保护区外围大堤小范围内远眺一下，不能进入保护区，以免惊扰候鸟。
但气候变化导致湿地破碎化程度加剧。《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报告称，崇明岛东部1982年～2000年湿地面积几乎损失了3/4，其中水体面积减少了4%，滩涂面积减少了69%。
鄱阳湖湿地近来颇受各方关注。上个月本报记者在鄱阳湖区采访时发现，这一号称“长江之肾”、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湖泊正处在60年来的最低水位。
鄱阳湖与长江连通，湖泊水位大幅度的季节变化为洲滩湿地生态系统的发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形成我国最典型的湖泊与洲滩湿地，也使鄱阳湖拥有丰富的鱼类、鸟类等特种资源，成为全球95%以上越冬白鹤栖息地，但如今，这一著名的国际湿地几乎变成了一片荒漠。
而江西省正筹划建设的“鄱阳湖水利枢纽”，有可能加剧湿地的退化和丧失。“对于鄱阳湖建坝，我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原副主任陈家宽对本报记者说。
陈家宽担心，大坝建设可能会改变延续成千上万年的水文生态联系，引起鄱阳湖洲滩湿地的退化，影响鱼类洄游，并破坏越冬鸟类栖息地。
在记者走访的几个著名湿地中，西藏拉萨的拉鲁湿地保护情况较好。拉鲁湿地位于拉萨城北，记者每次乘车往返贡嘎机场总能经过此地。这是中国海拔最高(平均海拔3645米)、面积最大(总面积12.2平方公里)的城市天然湿地。
据西藏自治区环保厅厅长张永泽介绍，拉鲁湿地是一个巨大的空气净化器和污水过滤器，每年可吸附拉萨市区空气中5475吨尘埃，处理1000万吨以上城市污水。自上世纪90年代末被列为自然保护区后，这里逐渐成为黄鸭、斑头雁等候鸟的家。
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我国的自然保护领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长江、黄河、澜沧江之所以长流不断，就是因为上游有巨大的三江源湿地。”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说。
但三江源湿地保护情况一直让人揪心。近年来，国家投入上百亿元用于三江源保护，但人注定无法胜天，三江源地区是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最为剧烈的地区。冰川退缩、湖泊骤减，许多地方甚至已经断水，这里已经成为中国西部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在玉树地区，退化的草场面积已经达到54%。”青海省玉树州委常务副书记文国栋告诉本报记者，这种退化的势头很严重，整个草场水土流失面积达到46%，鼠害的面积接近玉树草场总面积的20%。
保护让位发展？
湿地危机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正在漫延。在江苏省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内，丹顶鹤自1999年后再未达到千只以上；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区，近年出现旱化，每年需从嫩江抽水。
中科院遥感所的调查显示，湿地保护效果差的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湿地区、滨海湿地区、三江源湿地区和西南诸河湿地区。23个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据中科院遥感所郑姚闽博士介绍，1990年至2008年，我国天然湿地服务价值由5000多亿美元减少到4000多亿美元，不到20年减少了约1059亿美元。
“我相信遥感所的这一研究成果是客观的。”在本月2日中科院举办的“中国国家级湿地保护区成效评估新闻发布会”上，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长马克平说。
郑姚闽告诉本报记者，在得出上述结论之前，他们曾收集了我国182个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科考报告和总体规划以及相关材料，运用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和四分位法等，构建了16套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得到16种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价值排序结果。
数据来源既包括中国4期湿地遥感制图、湿地保护区数据库详细资料，也包括生态安全压力数据库资料。
研究发现，在国家抢救式圈地保护的号召下，当前湿地保护区功能分区尚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特别是许多地方政府为摆脱《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制约，对功能区进行大幅调整，严重降低了保护成效。而科学合理的功能区调整理应是微调。
郑姚闽告诉本报记者，由于一些湿地保护区行政上隶属于地方政府，迫于压力进行“保护区让位发展”的功能区调整，加剧了湿地丧失、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和物种的灭绝。
调查发现，生态不安全且保护成效较差的湿地保护区常位于城郊、土地利用强度大、道路网络发达的区域，这些地方承载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加上经济发展、城市拓展，拦河筑坝、地下水过量开采、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加速了湿地退化和丧失。
据测算，从湿地净变化占总净变化的比例来看，1978年～1990年为49%，1990年～2000年为27%，2000年～2008年为24%，表明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湿地近一半是在1978年～1990年减少的，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为了解决温饱而大力开发湿地，特别是开荒造田和兴修水利。
与全国滨海湿地净变化相比，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滨海湿地净变化所占比例高达20%，远高于8%的全国湿地平均水平。郑姚闽解释说，这是因为保护区的滨海湿地往往处于沿海发达地区，承载着大量的人口压力，且常由于部门利益之争，而导致土地利用类型被随意改变。
记者从国家林业局也了解到，目前一些地方在湿地公园建设中已经出现了轻保护、重开发和旅游过热的现象，湿地公园建设“城市园林化”的倾向普遍。
纳入土地规划
作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森林、海洋、湿地)之一，湿地在净化水质、调蓄洪水、提供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抵御灾害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近年来，我国洪涝、干旱、赤潮、沙尘暴、荒漠化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与许多湿地消失和退化密切相关。如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与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湿地面积的锐减有很大的关联性。
“我这里有一张洞庭湖的图。”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马广仁日前在解读湿地概况时称，1825年时，洞庭湖面积为6270平方公里，到1835年变成4700平方公里。1949年有4250平方公里，但到了2002年，洞庭湖缩小为2650平方公里，比建国初期整整减少了近四成。而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
据国家水利部日前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国因旱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329亿元。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斌曾是《上海湿地系统规划编制研究报告》的项目负责人之一。据他介绍，上海正进行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湿地保卫战”，其目的就是要提高湿地对建设生态型城市的基础生态空间保障能力，形成符合生态型城市要求的基础生态空间，最大程度地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
根据上述规划，上海市2006年至2020年湿地系统规划投资估算总额为89777万元。
据国家林业局介绍，国家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近5年来，各级政府共投入资金30多亿元。2010年启动了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建立了湿地保护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10年和2011年共安排资金4亿元。
到2011年，我国共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614个，其中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91个。
但成都观鸟会理事长沈尤对本报记者表示：“湿地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缓解，有些地方的情况甚至比保护之前更糟了。”原因就在于我国对湿地的基础研究严重不足，对于湿地的结构、功能，生物多样性、系统性等若干问题了解甚少，甚至连最基本的基于本底调查而来的数据库都奇缺。
而对于一些地方肆意侵占湿地的现状，郑姚闽建议将湿地保护纳入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中，增加湿地保护这一特殊地类，并建议对具有国家重要保护价值的湿地，由政府购买或行使土地使用权，获得完全控制权，以满足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建设需求。
中科院还建议尽快制订出中国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依据社区居民的产业基础条件，引导发展有机农林牧渔业和生态旅游休闲观光业，制订更为具体的实施方案和配套措施，如给予小额贷款、减免税等政策倾斜以及行业培训和技术扶持等。橡皮树的养殖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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