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的烦恼
在领袖年会上，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宇画了一个圆圈：圈中有园林产业链各方，本该处于行业主导地位的设计师，却“围着甲方在转”，对苗木产销了解不多，信息不匹配增大了整个工程的沟通成本。隐性问题也逐渐暴露：无论是设计师、采购方，还是供苗商，都会在一次次修改方案中不断妥协，行业提升步履维艰。
张新宇感叹，设计师要是知道什么苗具体哪里有，就能掌握更大的主动权，也不会沦为画图匠或统计员。所以，他非常希望有更多与苗木人对话的机会。
设计师主动抛出了橄榄枝是苗木人的福音，可单纯依靠设计解决眼下的买卖问题并不现实，苗木人时常感觉身处其中的被动与乏力，更好的方法是根据设计主动调整结构。调整结构少不了要承受刮骨疗伤之痛，意识到这一点，又肯对自己下狠手的人并不多。
还有一种方法是以苗圃反向引导设计，这种方法让苗木人处于主动地位。业内不乏一批有此苗头的企业，如威海奥孚苗木、山东世丰农业、大连燕园农业、浙江森禾、浙江虹越等。他们都是十年磨一剑的大型企业，自下而上推动投入大，回报慢，十分吃力。
所幸的是，当前PPP模式、EPC模式、花卉旅游、苗旅项目等风向吹起，这些新兴模式大多处于混沌时期。现在要想操作此类项目，更依赖于接盘者的资源整合能力及引导能力，对于鹤立鸡群的苗企是个机遇，只要有更多的谈资放大自己的话语权，反向引导设计就有了突破口。
用苗导向
无论是设计师，还是苗木种植户，最关心的是用啥苗。现今全国花木生产面积愈2000万亩（也有说“苗木面积生产超过1600万亩”），其中40个树种占据了大约60%的生产面积，这显然不是“世界园林之母”的理想数据，苗农头疼，设计师也头疼。
以北京为例。北京有1790多种植物，但是现在的京城绿化中，应用树种寥寥，除了国槐用得略显大方，其他老树种都不太受宠，尤其是柳树、法桐，这几年受到了冷落。
“存在狗熊掰玉米的情况。”张新宇回忆，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树种使用量似乎不及90年代。他认为，按照世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指标看，我国与国际先进指标差距较大，还有发展空间，因此应该长时期去认识，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深化供给侧改革。张新宇提出未来树种应用将满足生态、景观、文化三要素。
“生态”是多用乡土树种，以乔木为主，花灌木点缀；“景观”则需满足春花、夏荫、秋色、冬姿的季节观赏特征；此外还要注重挖掘树木文化，体现树木内涵、中国元素。
其他几位设计师也着重强调了“生态”要素。他们认为，生态建设应以良种壮苗、乡土树种为主，突出其防护作用，以群落为单位，能为动物、微生物生产提供条件，同时不应频繁施肥、使用除草剂，可做节约型园林绿化。
其实，除了常规市政、地产类项目外，如今引领风向的海绵城市、水生态修复、苗圃旅游等景观工程也不能逃脱此三要素。只是在不同领域，都需要有围绕细节下功夫的专业供应商、服务商，譬如植物多样性搭配、动植物生境打造、微生物菌群构建、水土保护、生态水肥管理模式等细节领域。现在来看，这些“专业性”配合恰恰是当下行业需求上的痛处，但也是少数人发掘的红利盲区。
尴尬的标准
除了用啥苗，还需明白怎么用。多位从业者表示，这方面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是标准不统一。
园林树木应用具有地域性特征，不少地区都有树木应用标准。“可有些地方并不认真执行。”潍坊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园林所所长刘一伟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地方标准宣传力度不够，二是标准不完善，脱离了实际情况。他建议标准由行业组织制定，政府部门强制执行。
不过，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有专业人士提出，有些地方的应用标准只有胸径、分支点等两三个指标，但现在许多苗木定价都需要参考五六个指标，预算成本与实际成本差异很大。最终导致“按标准来很难落地”，强制执行难度不小。
从上述专业人士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当前不仅是应用标准混乱，苗木出圃等级标准也存在问题。来自山东的一位苗企一把手诉苦道，按照当地苗木行业组织制定的一级苗标准，苗圃生产胸径8厘米的常规乔木株行距拉到五六米，显然太夸张！打听之下，原来该组织参考的是自然界的成型树木，而非从苗圃“商品”出发。
应用标准与生产标准双双尴尬，反映出我国园林行业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各方收益尚未达到相对平衡，标准也随之没有成型。
敏锐的人会发现，近几年市场潮退倒逼行业加速成长，应用与生产双方的收益点在悄然改变：以往设计喜欢“洋货”，现在则回归本土；以往苗圃奇货可居的，现在铺天盖地。而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园林养护、苗木生产，其成本的组成结构也在变化，最明显的一点是，劳动密集型带来的行业利润将继续被砍。
成本与收益不断磨合，必然催生更合理的标准出现。用经济规律理解，市场在经过一段跌宕的利润调和过程后，才能达到各方都受益的帕累托式发展，但那是“守望者”等不来的春天。对园林市场的参与者而言，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中，与行业上下游相配合，重新审视、定位自身的收益点，对于新产品、新业态、新标准有包容心态，不要放弃创新。
推荐品种：石榴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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