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植物安全是植物保护的基石 （上）

　　那么，植物受到了什么威胁，使之处于不安全的境地？植物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目前多数人理解的植物保护（防治病虫草害）能保障植物的安全吗？

　　我们先来看植物在哪里？

　　植物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未受人类破坏的天然林里，一部分在人类聚居地（包括建成区和乡镇村）里面的人工群落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导致的城区扩张和对森林的掠夺性开采，使得天然林急剧萎缩，野生高等植物濒危比例达15%至20%（5000种至7000种）。

　　据《中国自然观察2016》报道：2000年中国有178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到了2014年，有6.6万平方公里变成“非森林”，1085个濒危物种中，有738个情况变差。而人工群落里的植物由于原有地形、植被的破坏，处于生物多样性单调、营养状况不良等恶劣环境之中。植物生长势的孱弱导致病虫草害频发，植保人员被动应付、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在各类植保论坛上，我们曾经秉持着大植保的理念，探讨过健康植物与健康园林、古树大树的安全评估（狭义的植物安全）、昆明植物冻害与植物准入制度等问题。

　　今天，笔者想讨论一下从植物安全到植物健康的种种问题。如植物布局———绿地率和市域绿地系统规划与植物安全；建成区人工群落的植物选择与植物安全；植物所处的立地环境———土壤环境和空气环境与植物安全；人工群落的植物配置———植物之间的搭配和植物利用形式与植物安全；植物管理———管理模式、预测预报、防治模式与植物安全等。

　　笔者认为，植物没有安全就没有健康，而植物不安全、不健康会威胁到人类居住环境的生态安全和人的健康。解决和保障植物的安全问题是园林植保的基石。

 

 

绿地率我们不陌生，但多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时才会检查建成区的绿地率达不达标？其实，绿地率的意义并非仅是如此，它的高低反映或决定了该地域生态安全或生态质量。而这些，必然对这个地域的所有生物产生影响，包括人类。

　　笔者跟踪了广州各区绿地率与癌症发病率、死亡率的关系。从上世纪的90年代到2014年，各区癌症发病率高低与绿地率高低呈明显负相关，癌症发病率死亡率最高和最低相差两倍。各种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均是绿地率低于10%的中心城区。

　　有人可能会质疑这种相关性，认为癌症与工厂和尾气污染有关。但是大家也许没有意识到，建筑正是城市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且看建筑之九宗罪：建筑耗能占全球总能耗的50％，建筑耗费了全球50％的水资源和40％的原材料，建筑要对80%的农地减少负责，地球50％的空气污染、42％的温室气体效应、50％的水污染、40％的固体废物、50％的氟氯化物来自建筑物。

　　大量建筑不仅使市民受害，也使植物受到威胁，导致其生长势的孱弱甚至死亡。那么，绿地到底需要多少才满足起码的生态安全，并与开发强度取得平衡呢？

　　笔者以为，绿地率可分为四个层次：市域绿地率、建成区绿地率、建设单元绿地率以及公共绿地中的绿地率。

　　在市域绿地系统规划中，首先要确定两大绿地率———市域绿地率和建成区绿地率，这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基础。至于建设单元和公共绿地的绿地率，虽有相关规范和条例，可惜不是强制性条文，实操中很难落实，这种情况也应该努力改变。

　　目前国家园林城市和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标准分别为31%和35%，人均公园面积最高的一档才13.5平方米（生态园林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大于100平方米），这些标准普遍偏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国际大都市人均绿地面积为40平方米至60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0平方米为健康城市。”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城市市域绿地率应在60%至7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广州、北京、珠海的市域绿地率在65%至80%之间），建成区绿地率应在50%左右，才能有效地进行“生态修复”，使人类聚居地环境对人类和植物的威胁降到最低限度。

　　遗憾的是，在目前国家的建设用地标准之下，绿地率不受重视，在规划设计和建设环节几乎无法落实；建成区的建筑用地和绿地的矛盾难以调和。

 

其实，绿地率只是一个可以被分解的、体现绿地均匀分布的数量指标，我们还应该注重绿地布局的质量———一个有利于地区生态安全格局的绿色生态网络系统。

　　这个系统应该以足够宽度的线性绿廊为主体，连接城市公园、郊野公园、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块状绿地空间，以限制城市组团的无序扩张，从整体上维护市域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

　　全球气候变暖，火炉城市越来越多，用绿地为城市降温已成为共识。除了绿地率，还需要考虑如何利用市域地形、季风向和频率、热岛与冷湖的相交形态，以及绿廊导风等因素，加快建成区热量和废气的散逸。

　　生物多样性也是维护绿地系统中生态安全的重要指标。对于园林植保来说，需要考虑利用大型块状绿地与线性的生态廊道的连接，去保护天敌的栖息地与迁徙路径，利用自然平衡的力量调控有害生物对园林的威胁。

　　北京园科院在“健康绿道植物景观多样性与生态功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中研究了不同宽度绿带的生态效益，发现绿带宽度在32米以下时，产生温湿调节效益、负离子数量等均不明显；绿带宽度在32米至38米及以上时（绿化覆盖率大于80%），可获得较好的温湿效益和较高的负离子浓度。因此笔者建议，城市组团内的生态廊道宽度应不低于50米，组团间的生态廊道（生态隔离带）宽度不少于1公里，才能较好地保障这个绿色生态网络有较高的基础质量。

 

园林人常有机会参与很多新城规划、新区规划、新农村规划以及绿地、公园规划等。在这些规划中，我们对原有的文脉和绿脉、山川河流、地形地貌和植被有没有尽心保护？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三通一平，挖了再说？原有地形地貌和植被一旦破坏，要恢复至少要百年以上。因此，我们要学会因地制宜，依山就势，保护原生态。

　　具体怎么做？就是贯彻“不动土、少动土、最少土方量”规划设计原则。一旦动土，生态良好的基础———表土就没有了，表土上的植被就更不用说了。非动不可的建设用地，也应该实施表土层、耕作层剥离再利用的原则。

　　还有挖湖堆山，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种传统手法。在一些适当的地域，小尺度、小规模地偶尔为之，本无可厚非。但如今有些人打着“生态优先、营造生态湿地”的大旗，要么不挖，要挖就是几平方公里的大湖，为湿地周边房地产业鸣锣开道。

 

在市域绿地和建成区绿地的规划中，我们常高举“以人为本”的大旗，把各种园道和人类活动区规划进综合性公园、郊野公园、森林公园的大山深处，甚至把绿道的慢行道放到山脊顶部分水岭上。我们忘记了对大自然来说，人的进入就是对原生态的破坏，对动植物的干扰。植保人都知道，对植物安全而言，保护天敌的栖息地极其重要。

　　因此，我们应向自然保护区学习，在面积较大（大于10公顷）的块状绿地———综合性公园、郊野公园、森林公园设立无人区（可称为“核心保护区”或“天敌保护区”），在大型水体湿地设置无人岛（鸟岛）。这些区域不对游客开放，不设置人为游憩设施，以维持天生天养的自然状态。让植物保护的最佳拍档———有害生物的各种天敌（特别是鸟类）在无人干预的环境下栖息繁衍。呼和浩特南湖湿地公园设置了占公园总面积三分之一的保护区，为动植物生存繁衍提供了不受人类干扰的天然乐园，当为范例。

 

如果植物选择错了，违反了“适地适树”的原则，大搞“南树北移”、“北树南移”或“千里调苗”，就等于把植物置于危险的境地。这样做，轻则植物半死不活，了无生气，生长势孱弱，病虫害频发；重则长期枯枝枯梢，极端天气下一命呜呼。

　　近年来，一些城市因为植物选择不当而造成巨大损失的背景底下，开始组织编制本地区的园林植物推荐名录，作为植物准入制度的雏形或基础，也算是“亡羊补牢”，值得称赞。

　　植物选择主要是针对建成区人工群落而言。郊野公园、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的植物应尽可能保留原有自然植被，不加或少加人工干预，让大自然调控植物的发展与消亡，千万别人为地做例如“林分改造”、打造“生态景观林带”、“营造近自然群落”等吃力不讨好的蠢事。

 

本地树种或乡土树种无疑是建成区人工群落的植物配置的首选。这些植物具有对本地风土气候适应性强，极端天气之下损失最小，安全系数最高。

　　那么什么是本地植物呢？林业行业标准（LY/T 1589-2000）对本地树种有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定义：乡土树种（indigenous trees species）———本地区有天然分布的树种。

　　遗憾的是，在《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B/T50563-2010》这个国标里面，对本地植物却作出了如此解释：“2.0.6本地植物（nativeplants）也称乡土植物，指本地区原有天然分布或长期生长于本地、适应本地自然条件并融入本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植物。”

　　我们不禁要问：长期是多少年？适应和融入的标准是什么？谁来评价鉴定这些外来种如何变成本地植物？

　　总而言之，这个解释模糊了本地和外来植物的区别！所有外来植物都可以在这个条文之下堂而皇之地变成本地植物。在实践中就有可能因为这个含混不清的标准而造成巨大损失！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界定什么是本地树种，并将它们作为本地区植物推荐名录的主体，将外来植物指数严格限定在0.1（即不能超过10%的比例）以内。只有在植物选择上通过植物准入制度严格把关，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建成区人工群落的植物安全。

 

严格限定本地植物以后，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以本地育苗或本气候带育苗为主，不要随便千里调苗，跨区（植物的耐寒性分区）调苗。

　　因为外地育苗，特别是南苗北引，育苗地和定植地的风土气候差异较大，就有可能出问题。

　　如香樟在华东北部属边缘树种，如果把广东或湖南的香樟树苗，调运到杭州或以北种植，其耐寒性肯定不如杭州本地育苗的香樟，极端天气之下就容易受到冻害。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对苗木生产的本地育苗也有要求：“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比率≥2%。”这些生产绿地要求都在建成区内可能不现实，很多城市近年将建成区的苗圃、花圃改为公园，如著名的杭州花圃，广州的东郊苗圃、陈田苗圃等。

　　但是，这些生产绿地至少应限制在市域范围内。市域外调苗应该限定在植物耐寒性分区的范围内，这些限制可以列入本地区的植物准入制度之中，通过对购苗区域的限制来保障植物的安全。

 

我们还要对育苗方式进行限定，因为目前的一些育苗修剪的方式给树木以后的生长造成安全隐患。

　　砍头截干，利用树干萌条形成人为树冠的育苗方式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直径超过5厘米的主干上进行这样的作业。这些干萌条“头重脚轻根底浅”，截干时的直径越大形成的干萌条（容易折断劈裂）就越危险。

　　首先不能放任非法的滥挖滥移，把森林和乡村的天然大树，以及砍头树、残废树搬到城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只要最大的业主———政府的公共绿化工程禁止使用这些非法苗木，这股滥挖滥移的歪风才有可能刹住。

　　苗圃里大树的育苗方式，应该逐步淘汰截头定干的落后方式，向原冠苗的育苗方式转变。这就需要向国际树木学会（ISA）的苗木标准看齐，疏枝为主，少用或不用短截，保障树冠枝条的完整与安全。

　　另一方面是保护根系的完整和分布均匀，这对于树木定植以后形成良好的抗风能力尤为重要。

　　我们要在整个育苗过程中想方设法保护主根和不出现盘根现象。如用容器栽培时，每级容器栽培时间控制在3个月至6个月，使树木定植后根系能够均匀分布，固着能力和抗风能力较强，最大限度地降低风害对植物的威胁。

 

建成区的人工群落所处环境复杂多变，不同的地域或环境需要选择合适的植物，才能保障植物的安全。

　　抗污染植物 在有污染的厂区防护林，我们在加强污染的治理和减排的基础上，可选择合适的抗污染植物，使防护林带能尽快发挥防护和隔离作用。

　　林荫树 林荫道能为市民遮阴，为城市降温。国家园林城市要求林荫道推广率要达到90%以上。上海市最近颁布的《林荫道设计规程》更是将林荫道的标准提升了一大步。要推广林荫道，行道树的选择就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要选择抗逆性强、生态幅较宽的冠大荫浓的树种为城市道路遮阴降温。

　　天敌植物 为了利用自然的力量调控植物病虫害，我们应该针对本地区常用植物主要病虫害，有目的地选择种植一些天敌植物———如招鸟植物、蜜源植物、栖境植物、诱集植物、储蓄植物、指示植物、护卫植物等，让天敌在环境舒适、食料丰富的环境中生生不息，成为植保人员的天然好帮手。

　　自然环境孕育出来的天敌比人工培育的天敌更加有效及降低防控成本，并更具有可持续性。

　　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不少。如种植鸟类喜食果实、喜欢筑巢的植物，来提供鸟类食物来源和栖息树；种植菊科的胜红蓟（捕食螨寄主植物）防治红蜘蛛等螨类害虫；种植万寿菊抑制土壤线虫；种植红麻、蓖麻等蛴螬天敌———土蜂的蜜源植物有效控制蛴螬；苹果园种植紫花苜蓿、夏至草等天敌蜜源植物可使叶螨和金纹细蛾的种群下降等。当然了，更多天敌与天敌植物还有待我们去发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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