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高峰讲坛由北京林业大学、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和《风景园林》杂志社共同承办。
科学认知自然与城市关系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五位一体”的国家战略高度，也为区域发展开启指路明灯，区域发展必须向低碳、生态、绿色、环保方向迈进。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环境设计系和风景园林系前系主任德克·西蒙教授表示，从区域的视角看待城市，它就像一个可以进行新陈代谢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的运转主要依靠9种“流”，其中动植物等生物的“流”正受到严重威胁。科学家发现，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的地方恰恰是城镇化发展水平高的地方。这说明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生物多样性并未获得足够重视。
西蒙教授总结了3种自然和城市的关系：对比、接触和交融。3种方式各有特点，没有绝对的优劣。他希望从业者尝试在城市发展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并了解城市发展轨迹与生物迁徙的实际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较为独立的物种来了解生物的基本生活情况，进而对生物多样性脆弱的地方加以保护。”此外，他推荐了一些缓解措施用于增强生物多样性，如保护整体生物基础架构，思考如何修复整体的生活环境，以保护绿地、蓝天、清水等。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教授路易斯·莫津戈看来，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景观主要涵盖保持、修复、强化和高效资源利用四方面。因此，在设计过程中要连贯地看待多种元素，以提升整体社区环境。在城市区域，应积极构建的4个生态设计景观元素包括：保护现有生态系统、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加强城市功能的生态过程以及通过城市设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莫津戈教授认为，城市与自然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彼此衔接，有机结合。因此，城市发展必须考虑生态的作用。“人们不应该一味地将大都市当作生态学上的消极因素。城市其实是自然延续的一部分，城市的蔓延是一个必要且自然的过程。而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对城市内的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的保护、重建、密质化以及对于城市内资源利用效率的考虑。”
她强调保护现有生态环境，恢复衰退的生态环境，联通城市的生态过程与提升城市资源利用是进行可持续城市建设的四大要点。通过列举美国现阶段大量城市生态设计的案例，莫津戈教授指出，当前的设计流程相比过去更需要各个领域，如生物学家、地理学家、生态学家、记者等专业人士的参与，从而详细了解他们的关注点与需求，并加以统筹权衡，最终才可能获得优秀的设计结果。
统筹处理水资源保护与利用
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居住在沿主要河流开发或依内陆湖岸或海岸线而建的城市。这些“蓝色”环境在城市区域的历史和现代演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产生的城市“蓝色基础设施”网络，在人类健康和福祉层面颇有助益。
英国爱丁堡大学艺术学院西蒙·贝尔教授认为，城市中除了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离不开蓝色基础设施的互补，且蓝色空间应该受到特殊对待。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和保护水体显得愈发重要，合理利用水资源将对城市发展产生更多积极影响。通过对蓝色健康项目的建设，人类能直接或间接接触蓝色空间，与水产生互动，从中受益。
“蓝色空间的设计不仅要考虑数量和质量，还应借助蓝色健康环境评估工具（BEAT）和蓝色健康行为评估工具（BBAT）予以完善。”贝尔教授解释说，BEAT通过对蓝色空间的打分，最终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BBAT则是对各种区域进行人类活动的评估。借助蓝色健康项目的实施，人们将拥有更加健康、优美的城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气候变化将影响到世界各地。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会像地势较低的沿海城市、位于大型河流三角洲和潮汐河口附近的城市那样强烈。”在详细介绍了旧金山湾三角洲的水文、入海口处城市、岛屿等情况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城市与区域规划、风景园林与城市设计系的彼得·波塞尔曼教授发出了上述感慨。他指出，现在的三角洲地区，环境恶劣，景观遭受严重破坏，大量河道被污染。“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三角洲区域的开发同样需要注重环境保护，要学会适应与改造自然环境。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中国。”
研究发现，很多沿海城市扩张速度很快，因此对沿海城市的设计需要极其小心。波塞尔曼教授呼吁，保留具有文化内涵的街道、建筑，建设集汇水区域、大型防洪工程，以及人口迁移等问题都值得相关人员认真思考并谨慎处理。
因雨水径流受污染和当地社区过度用水等原因，伊普斯威奇河被视为美国受城市化威胁最严重的河流之一。对于面临频繁缺水和水质受损等困境的当地政府机构而言，节水和实施雨洪管理是当务之急。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风景园林与区域规划系主任罗伯特·L·瑞安教授率领设计研究团队在全面调研当地气象条件后，编制了穿越市区整个流域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并对住宅层面予以创新性绿色基础设施改善，如兴建雨水花园和耐旱景观等。设计团队还针对公众接受度展开调查，确保规划设计方案切实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进而为当地居民营造舒适惬意的生活环境。
理性规划景观格局与管理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王向荣教授认为，中国是山水一体的国家，其村庄、农业、水网、山脉构建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体系。中国的都城、水、运河、山峦，造就了人工与自然融合的传统国土景观。中国传统的人居景观体系极具生态智慧，更具可持续性。
“这些宝贵的经验很适合中国，但遗憾的是，现在似乎已被忘记。我们应用的新设计理念与手法，能否契合中国土地，值得每一位同仁认真思考。”王向荣强调，中国是农业社会，并且一直会是农业社会。虽然这套传统的人居环境构成逻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机械化生产的现代社会，但对于西方的人居景观格局，我们不应该生搬硬套，而应该更多地去考虑我们“农业社会语境下的城市与环境的精神内涵。”
日本在景观开发与保护中更重视人的价值，注重人类活动对景观的塑造。对此，日本东京大学农学生命科学研究科下村彰男教授解释道，人居环境内的景观都应具有使用价值。比如冲绳很多村落的地理位置选择、住宅与大海的距离关系，并非出于美学考虑，而是为了减少季风气候造成的困扰。景观利用价值的差异性与生产方式的不同，又使得日本各个区域的村落景观存在独特性，其根本原因还是以人为本，服务于人，因此一个设计必须得到当地居民的理解与支持才能得以推行。
通过《景观法》、《文化财产保护修正案》、《建造美丽乡村政策大纲》制定和实施，日本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村落保护法律体系，并在地域景观发展的资金募集模式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
据下村教授介绍，大型财团的介入，人、商品、资金在乡村的流动会导致乡村景观的均质化，因此自洽式经济模式对于区域景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好的景观应该是由政府、业界、居民共同建设的共有财产。为实现可持续景观管理，在日本，各种财政资源均在考虑之列。除了向政府募集景观建设资金，更应拓宽至向景观最直接的受益者———游客来募集资金。此举将促进景观行业和旅游业欣欣向荣，和谐发展。”下村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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