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人都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老师，李承水主要研究植物栽培方向，已经退休；丰震还在任教，主要研究植物育种方向。虽然研究方向不一样，但共同特点是喜欢树。
看树的时候，他们走不动步。
提前一天
虽然二位都是教授级别的老师，不过记者一般称他们二位为“老师”。在我的称谓认知里：教授是职位代名词，老师则是尊称。与他们深入接触，是在一年前山东青岛举行的“三新四力”研讨会上。今年8月，一同与二位赴欧洲考察，增进了了解，前几天，两位老师受邀前往河南南召给当地花木协会培训。南召是玉兰之乡，八九成苗木种植户种的都是玉兰。但考虑到二位老师时间很紧，而且不是专门研究玉兰的，所以提前告知不一定讲很多玉兰，其他树种亦可，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按照原计划，培训会前一天到南召即可，但两位老师坚持早一天过去，而且安排的是最早的火车票。
他们担心说得不客观，想更多地了解当地现实情况，看一看、听一听。
在最终呈现的报告PPT中，两位出人意料地展现了对玉兰的了解，一个从栽培角度，一个从育种角度，很多照片引用的是那几两天拍的，听的人带入感很强，很受益。
看得出，他们白天考察，晚上做总结，熬了两个晚上。
“说不说”？
眼下的园林苗木行业会议就像大乱炖，什么都往里塞。一个PPT走天下的专家很多，四五年的内容都没怎么变。专门为一个会议做PPT的专家并不多，而且是花很大精力去翻阅资料与现场观摩的。
那几天的考察行程安排很满，穿山进林，好的不好看的都看了，大家灰头土脸，但扎进苗圃二位就走不动步。他们发现了很多亮点，也有很多问题。
“说不说？”二人站在有问题的玉兰前，有些疑虑：说了怕领导和企业脸上挂不住，不说又觉得对不住。
对不住什么？
除了自己被邀请的责任，更多的是对植物健康成长的责任，对产业健康发展的责任。
会上，李承水老师讲话直接刚硬，讲出了不少栽培存在的问题；丰震也从品种及文化角度，提出了一些改进方案。还好，气氛和谐。
接轨
学术型的专家，常被企业经营者诟病的是与行业接轨的问题。客观而言，的确有很多这样的学术工作者。
李承水做事严谨，对这种现象再了解不过，说起来多少有些看法。但这涉及到整个教育体系设定与国内所处阶段的实际问题。
一石能激起千层浪，但填不了海。
后来李老师选择从事技术研究工作更多，给各地园林局做过技术指导，也给企业做过指导，尽量把自己放到深入园林生产一线。
植物育种表面看起来是香饽饽，但科研与市场的融合更让人尴尬：科研工资者很多东西捂在手里，企业经营者还费劲去国外引品种、偷枝条。
丰震曾有美国交流多年的履历，对世界各地植物育种情况相当了解，他自己也培育了很多品种。最近，他走企业比以前频繁，与苗木种植户交换想法。
在南召的会上，他提出一个说法：不要把育种想得高大上，其实育种也可以很平民化，大家注意观察变异。
学生
看一个老师怎样，看什么最好？这是我跟一位浙江大学教授交流过的话题。答案是“学生”。
由于二人都属于实战型的高校老师，所以他们的学生也是实战型的。
如今，二人的学生桃李满天下，不少已经成为了大企业高管，尤其在山东，几乎该省的园林或林业系统，都有他们的学生。
不到40岁的学生王勇刚，已担任上海新城控股集团景观总监，他是一个很懂植物栽培、养护、搭配的设计师。在去年“三新四力”会上，他挑起了回答问题的大梁，对二位老师毕恭毕敬。
王勇刚曾在北京待过，一头扎进苗圃，后来又深入一线做工程，之后转战上海做地产景观设计，不折不扣的复合型人才。李承水谈起王勇刚时说过一句话：“出校门的时候，我告诉他不要着急，一步步慢慢来。现在基本是按这个路线在走。”
现在能有多少年轻人不着急呢？尤其是在园林产业高光时刻的那些年。“慢慢来”与“教人慢慢来”，似乎都是要冒风险的。
掉队
今年8月，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前夜，李承水在机场给我们展示了前往欧洲学习的提纲：用word文档做了3页纸，问题细致程度可以成为一本植物栽培学著作的目录。归国时，大部分问题已经找到了答案。
作为欧洲行领队，记者需要在过程中关注每个人考察时的情况。二人走的路线，一般是最靠近植物的；二人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是最像学生的模样———虽然他们的很多专业技能，已经明显超过了国外的讲解者，可做笔记却是最认真的。
每天2万步的考察行程，很多年轻人都扛不住，花甲之年的李丰二人并没有倦怠。只是每当召集人集合时，他们朝队伍蹒跚跑来，记者看着多少有些不不忍。因为看得深、问得细、着了迷，李老师难免会掉队几次。
那时候，他经常会说一句话：对不起，我想多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人家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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